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消息一經公布，迅速引發熱議。大致梳理了一下，大家關注的問題主要包括幾方面：一是拿雄安新區類比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二是把雄安新區和近些年不太成功的新區相比較；三是雄安新區的選址，為什么不選擇距離京津更近的地方；四是在經濟下滑的宏觀形勢下，搞這個新區能否獲得成功；五是設立雄安新區是否有必要；六是雄安新區的興建為什么采取行政手段；七是河北的水資源短缺，能否支撐雄安新區的發展；八是為什么沒進行公開討論。

　　從這些問題可以看出全社會對重大決策出臺的關心，同時，也反映出一些人對雄安新區和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重大背景還存在著一定的認識偏差。

　　雄安新區不同于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雄安新區的重點是疏解非首都功能，并通過疏解來帶動河北的發展。多年來關于控制北京人口增長已經采取了許多措施，基本上難以奏效。原因在于首都人口增長來自于計劃經濟和行政力量的推動。當北京通過行政手段調動公共資源提高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水平的同時，也帶動了其他行政和市場要素的持續進入。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北京市一直采取人口控制政策，城市規劃也在不斷限制人口的進入，但人口卻從1000萬上升到現在的2173萬。雖然最近幾年特別是去年，北京采取了最嚴厲的人口控制政策，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增量，但是很難改變未來人口增長反彈的趨勢，因為導致人口增長的所有因素并沒有消失。

　　北京市人口增長的真正動力，來源于中央企事業單位的持續進入。而這些機構的興建和各類維持公共服務高水平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維持人口消費需求的配套服務，會導致更多的人口進入。北京按照中央制定的人口控制政策，只能解決自己管轄范圍的機構遷出或者是低端產業的遷出，甚至是市政府辦公機關的遷出。但是北京決定不了中央企事業單位以及各類機構的去向。只有中央下大決心強制一些機構遷出，才能遏制住北京市人口不斷增長的勢頭。設立雄安新區，筆者認為，第一個目標是要選擇合適的空間，作為各類中央企事業單位遷出或者相關單位增量擴張的載體。僅從這點看，它和深圳特區、浦東新區完全不同。

　　這次中央下大決心疏解北京市非首都功能，實際上也是昭示，城鎮化進程中促進城市的發展不能依靠行政力量推動，不能依賴行政調動資源，最后導致特大城市過大，帶來一系列“城市病”。這給各省會城市和一二線城市發出一個信號，不能無限制地通過行政手段擴張。

　　近30年來城鎮化進程中，等級化的城市管理體制通過行政手段促進高等級城市盲目擴張，造成了現有的城市發展格局。各級城市基本上都是上行下效，地方看省會，全國看北京，大多通過行政力量促進中心城市的過度發展。省會等一二線城市由于集中了過多的優質資源，當地的房價高漲，已經成為輿論的焦點。中央下決心設立雄安新區，是不得已而為之，是不得不通過行政手段把在北京積累了30多年的矛盾通過雄安新區建設得到疏解。其他新區的建設大多沒有疏解的功能，而只是通過新區擴大省會等高等級城市的發展空間，利用土地財政維持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在選址上，很多違背客觀經濟規律，形成了多點開花或者是孤島式新區。

　　新區為什么選在河北而不是距離更近的地方？筆者認為，其重要意義，一是要真正地通過中央企事業單位的搬遷，帶動河北的發展。二是如果繼續在京津地區建設，會強化相關地區的公共服務區域化保護性行為。我們知道，中央推出的戶籍管理體制改革，在京津滬等特大城市很難推下去，即使在下轄的郊區和小城鎮，戶籍都有著優越的公共福利。如果把新區繼續建設在京津地區，必然會增加向京津地區流入的人口，但是戶改卻不可能及時跟進。

　　北京現有的2173萬人口中，沒有戶籍的外來人口接近五分之二，短時間內并不可能解決外來人口落戶的問題，并直接涉及到這些外來人口的住房供給，他們的怨言會越來越多。我們注意到關于房價的輿論，其實并不在于房價多高，而是這些已經在北京生活幾十年的白領沒有能力購買住房，而當地又不提供適合他們的住房，擔心會造成更多人進入。這種矛盾如果不及時化解，就會引發新的社會矛盾。

　　新區無論選擇在哪里，都會引起爭論。但事實上，只要了解中央的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戰略，就能明白，新區選擇河北更有利于化解矛盾，即通過大區域的空間格局調整，化解長期以來在京津地區難以進行戶籍管理體制改革的矛盾。

　　關于當前經濟形勢下滑，雄安新區建設是否會增加負擔并導致爛尾。筆者認為，設立雄安新區可以通過新區建設，拉動市場化的企業和投資主體進入，帶動內需，推動經濟增長。這次是有重點地通過雄安新區的建設，推進京津冀甚至環渤海經濟圈的發展，從空間上也實現了從沿海向內地，從南方向北方逐步推進的戰略。新區雖然位居河北，但是向內可以輻射到東三省以及河南、山西等中部地區。如果雄安新區戰略得到落實，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格局會被打破。何況這是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落實肯定會得到一系列保障。當年建設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也有爭論，最后證明選擇是正確的。

　　很多理論觀點都支持我國的大城市應該繼續做大，有人甚至說北京可以容納5000萬人。實際上發達國家的城市化進程，很少有超過千萬人的城市，百萬人口的城市都不多。即使是人口密度最高的東京，主城區人口也不到1000萬。從我國發展的現實看，人口按照行政主導的趨勢涌向北京，帶來的城市問題已經越來越突出。大家一方面享受著北京市優越的公共服務水平帶來的好處，另一方面也在排斥著外來人口。上千萬的外來人口在北京工作，沒有享受到戶籍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而且城市公共設施的供給，已經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的需求。結果是不得不招商引資，吸引更多的企業進入，以獲取財政收入，出讓更高價的土地來維持基礎設施投入。但是交通擁堵等“城市病”根本沒有辦法得到好轉。

　　我們曾經主張發揮北京市周邊中小城市的作用，但是又回歸到另一個矛盾，就是無法化解人口進入京津以后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矛盾。關于北京問題的討論已經很多。有主張遷都的，有主張控人的，但是都面臨著極高的社會成本。疏解功能實際上是面對著幾十年的矛盾所采取的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也是在各種城市空間格局中均衡再三選擇的最可行的方式。既然要選擇，肯定得選擇在某一個地方，這應該是經過有關方面慎重研究的最佳選擇。

　　疏解非首都功能為什么不交給市場，這是很多人在討論中提出的，也是最不負責任的觀點。從現實操作的角度看，哪個單位和企業愿意搬出去，這是市場的選擇，也是多年來行政化推動帶來的市場結果。解鈴還需系鈴人。既然是行政導致的進入，還是行政的強制手段奏效。否則，采取所謂溫和或市場的做法疏解功能，北京“城市病”的治理將遙遙無期。中國的事情還得按照中國的辦法來，只有通過行政的手段把各種市場的約束打破了，才有可能實現，現階段的改革和重大政策的出臺都給市場留了空間，當前必須通過行政的措施來強制推動。

　　關于將河北水資源的短缺作為不能設立雄安新區的假設基本不成立。因為水的短缺問題是整個華北區域面臨的，而不僅僅涉及北京和河北，況且北京的短缺程度要嚴重于河北。但是30多年的城鎮化歷程證明，提高河北的城鎮化水平有利于提高用水資源的利用效率。北京市現在的用水量和上世紀80年代初期相等，但是人口增長了1000多萬。因為城市用水的效率遠遠大于農村和小城鎮。河北的城市化水平才53.3%，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才38%左右，農村用水的浪費是導致供水緊張的重要原因。把雄安新區放在河北，特別是放在白洋淀周邊，在用水的問題上，規劃專家肯定有更為科學的考量。

　　有人提出，這么重要的決策為什么不經過充分的醞釀和討論。關于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討論，從黨的十八大就開始了。而京津冀協同發展、環首都經濟圈建設、環渤海經濟圈建設的討論都歷經了幾十年，總該有作決策和下決心的時候吧。無休止的討論只會將積累的矛盾放大而不會解決問題。另外，我們都知道，在北京周邊的功能疏解的重大決策會引起各類投資冒險家的關注。如果過早討論并將結果拋出，是不是會引起投資者的躁動。前幾年保定副中心的輿論把保定的房價成倍地抬高就是先例。此外，還要考慮到動遷成本，以最低的經濟和社會代價，建設好規劃好雄安新區，應該是決策的重要前提。

　?。ㄗ髡呦祰野l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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