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發揮數字技術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數字技術創新是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核心載體，以技術體系變革與技術融合為主要動力，以產業主體創新戰略為引導，以網絡化和去中心化為創新趨勢，并最終促進產業數字化和智能化程度提升的技術創新過程。因此，數字技術創新的過程貫穿產業融合的全過程。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是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增強制造業核心競爭力、培育現代產業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數字技術創新能夠驅動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實現深度融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提出，要“推動現代服務業同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深度融合，加快推進服務業數字化”。
以數字技術為外殼的通用性知識資產為推動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創造新的物質基礎。隨著數字技術的普及應用，支撐企業業務的底層物質基礎正在發生變化：企業生產同樣價值商品所需要的實物資本比重大幅減少，數字技術產品投資在總資產中所占比例顯著增加。以數字技術為外殼的知識資產成為企業開展業務的重要因素，消除了實物資產專用性對推動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造成的障礙，產業底層構造這種重要變化為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創造了新的物質基礎。
數字技術創新引發的平臺化變革為推動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創造空間基礎。數字技術創新催生了平臺經濟體這種位于生態鏈塔尖位置的企業，引發了生產組織方式的平臺化變革，平臺搭建多主體、多要素和多產業共同參與的互動空間，整合了“平臺提供商”“應用開發者”“用戶”等資源，打通了研發設計、生產制造、經營管理和市場營銷的全生命周期價值環節，實現了價值創造從封閉的價值鏈向開放的價值網絡的拓展，為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創造了新的空間基礎。
數字技術創新驅動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和創新鏈“四鏈融合”，為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創造動力基礎。新一代數字技術提供的連接、數據、算法和算力、加工制造等能力，能夠有效化解服務型制造所面臨的用戶信息、生產成本、運行數據等問題，構建連接供應商、生產商、零售商、消費者以及各種相關資源的數字化商業生態網絡，解決商品生產和消費在空間與時間上的供需矛盾，驅動制造和服務的無限組合形式，最終推動企業的業務模式創新、管理模式變革與核心能力提升，進而促進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和創新鏈“四鏈融合”，為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創造新的動力基礎。
以數字技術創新驅動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已成為全球價值鏈發展的新趨勢。數字技術的無邊界屬性可以拓寬產業融合的橫向邊界、延長縱向產業鏈，而借助于產業鏈的橫向延伸和縱向拓展，服務業與制造業深度綁定，產業鏈上下游、新舊業態之間，甚至于企業內部都表現出更大程度的融合和協同。數字技術創新還可以推進需求側的消費及投資變化，打破既有產業邊界，拓展人、財、物和知識等產業資源的獲取空間，通過“資源內化”方式降低其資源的獲取和使用成本，從而提升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融合在全球價值鏈的價值層級。數字技術創新驅動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所帶來的生產方式改變及其效率提升，將成為重塑全球產業鏈群生態體系的重要驅動力量。
以數字技術創新驅動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是解決“卡脖子”問題的重要途徑。當前我國關鍵核心技術面臨“卡脖子”問題，相關領域技術創新滯后、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融合不足是重要原因。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均是以信息技術為基礎動力的產業，兩者都需要依靠技術創新打破融合的壁壘，這種創新涵蓋了數字技術應用下的業態創新、產品創新、服務創新與經營管理創新。數字技術創新驅動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融合會激發制造業對現代服務業的需求，提升制造業創新能力，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而現代服務業又依托于5G、工業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拉動對新基建的投資，提升現代服務業供給質量，最終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高水平動態平衡，進而扭轉制造業“兩頭在外”的傳統發展模式，解決“卡脖子”問題。
以數字技術創新驅動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是發展服務型制造的關鍵之舉。服務型制造或制造業服務化是未來制造業發展的方向之一。美國、德國和日本以服務型制造為代表的新業態都是在數字化浪潮中出現的。我國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調整期，制造業正向自動化、數字化和智能化新型制造方向升級。在此過程中，單純依賴制造業本身的創新能力已難以完成，必須以現代服務業尤其是科技與信息服務業為支撐，通過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將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興數字技術嵌入制造過程，推動制造型企業從提供單一產品向提供“制造+服務”“產品+服務”轉變，實現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高效化、高端化和服務化。
面對國際政治經濟新形勢，以數字技術創新驅動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是當前的一項重要工作。但我國大多數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依托數字技術創新驅動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的先導作用尚未有效顯現，數字經濟發展主要面臨以下瓶頸問題：數字科技創新政策體系亟待健全；適應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融合發展需要的數字化人才供給總量嚴重不足，當前我國數字化人才缺口接近1100萬；先進制造業對數字資源的投入相對不足，缺乏共性數字技術研發平臺，制造業服務需求尤其是高端服務需求弱化，導致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融合的質量效率不高且發展規模較小。針對上述問題，促進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需要在以下方面加快發力：
構建數字科技創新政策體系，強化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的能力基礎。基于數字技術的融合型、自生長性等特征，研判數字技術創新需要的條件與政策環境，從創新主體、創新要素、創新平臺、創新績效等層面構建數字科技創新政策的指標體系和框架，探索數字科技創新政策與其他科技創新政策之間的協同作用。積極推進數產融合領域基礎性技術、前沿性技術、顛覆性技術的創新突破，加快技術攻堅的投入力度，促進新一代數字技術與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
構建數產融合人才發展體系，夯實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的人才供給。搭建市場化引才的數字平臺，加強海外人才數據管理，不僅要掌握精準引才的工具，還要掌握全球數字人才的數據主權。高校應聚焦“前沿科學+產業化應用”，建設“政府引導、高校主導、多元參與”的數產融合人才培養基地，培養更多具有跨行業知識認知、能夠將不同行業不同參與主體的信息流整合式管理、既懂制造技術又懂現代服務、既懂理論又懂實踐操作的數字化人才。
集聚數字資源支持先進制造業發展，提升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的質量效率。加強對先進制造業企業數字資源方面的投入，借助5G、大數據、工業互聯網等新一代數字技術助力企業轉型升級和技術改造，激發先進制造業對現代服務業的有效需求。在數字基礎設施和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融合較好的區域，例如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地區、上海、北京等地，打造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制造業集群數字化轉型示范區，帶動更多企業愿轉、敢轉、能轉。
建設共性數字技術研發平臺，擴大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的發展規模。強化國家層面共性數字技術創新統籌協調，加大對共性數字技術研發平臺建設、共性數字化解決方案制定的支持力度，降低中小企業數字技術應用和數字化轉型的成本，著重解決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融合遇到的共性技術問題，為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融合提供信息數據支持、應用支持和標準支持，推動平臺研究成果向行業企業公開，實現數字資源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