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李克強總理在參加一個座談會時舉了一個例子：中國至今不能生產模具鋼，比如圓珠筆的“圓珠”都需要進口。這引起全國制造業震動。中國有3000多家制筆企業、20余萬從業人口、年產圓珠筆400多億支，但核心技術和材料高度依賴進口，圓珠筆筆頭的“球珠”，國產不銹鋼線材無法適用。李克強總理發出“圓珠筆頭之問”幾年后，圓珠筆所需的鋼材才國產化。

“嫦娥五號”“天問一號”“奮斗者號”“北斗三號”……近年來，重大工程捷報頻傳，大國重器亮點紛呈，中國制造業創新能力明顯提升。然而在很多領域，像曾經的“圓珠筆頭”那樣，制造業存在的“卡脖子”問題還比較多，工業化基礎相對薄弱問題依然存在。如何攻克“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維護我國產業鏈安全穩定，已成為科技界、產業界乃至全社會的共識。

“‘車規級’芯片、操作系統，都是我們的短板弱項，缺芯少魂，車規級更是如此。”在第八屆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論壇上，工信部原部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苗圩在主旨演講中直陳要害。

“作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我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制造業大國地位進一步鞏固，國際競爭力顯著增強，創新能力明顯提升。”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張永軍告訴《中國報道》記者，“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制造業目前只有少數產業在國際上能夠達到比較先進的水平，多數產業仍落后于發達國家，有的距離還比較大。”

芯片“卡脖子”事件讓國人如鯁在喉。在張永軍看來，不僅芯片，還有不少領域我們也面臨類似問題，一些關鍵核心技術仍受制于人。

根據中國工程院對26類制造業主要產業存在的短板分析，在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內，產業基礎的薄弱環節主要聚焦在核心零部件領域。舉例來講，基礎零部件/元器件，包括高端芯片和傳感器，關鍵基礎材料，基礎檢測檢驗設備和平臺，關鍵制造工業和裝備，基礎工業軟件等，不能實現完全自主可控，相當一部分需要依賴進口。

相比看得見、摸得著的芯片，被稱為現代產業體系之“魂”的工業軟件同大眾生活多少有些距離。但其對于擁有工業門類最全、全球制造業規模第一的中國來講，工業軟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當前中國智能制造所用的核心工業軟件高度依賴進口，也是自主可控發展的“卡脖子”難題，迫切需要解決。

“我國科技領域關鍵核心技術依舊是我們最大的命門。”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孫文凱在接受《中國報道》記者采訪時指出，工業化基礎相對薄弱已經成為我國制造強國、經濟建設的“阿喀琉斯之踵”，影響我國快速發展甚至經濟安全。

維護我國產業鏈安全穩定，需著力攻克“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同時，我們也應清晰地認識到，“卡脖子”問題牽涉領域紛繁、背景成因復雜、形成年深日久，其攻克非一日之功。應高度重視破解問題的戰略和策略，采取差異化、多元化的解決思路，從而找到最佳的應對方案。

在濟南舉行的2019年中國500強企業峰會上，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王江平曾表示，中國500強企業中，制造業企業有244家，占比將近一半，數量不少，但平均利潤僅為 2.59%，低于500強的 4.37%，更遠低于世界500強企業的 6.57%。

“卡脖子”技術大都具有投入高、耗時長、難度大的特點，其實用價值并非短期能夠顯現。因此，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這尤其需要科研人員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需要國家在政策、保障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科學布局、穩定支持、久久為功，同時，需要科學合理的科研管理體制，有關單位按照創新發展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辦事，改進資源配置方式。

張永軍指出，我國在稀土研發、核電技術和應用、通信技術及應用等領域之所以能夠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具備國際競爭力，很重要的原因是國家長期在這些領域有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未來我國要補上短板，提升產業鏈的韌性，我認為還要采取這樣的方式。

“我們同時還要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張永軍告訴《中國報道》記者，“能夠從國外引進到比較先進技術的我們還要繼續引進，然后通過消化吸收來提升我們自己的技術水平和產業水平。此外，在整個國際產業鏈調整的過程中，區域化態勢比較明顯，在東亞、東南亞區域，在很多產業上和中國都有合作的空間。”

孫文凱則建議，發揮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優勢，通過培育“專精特新”企業和冠軍企業，解決大約70%的工業基礎問題；合理發揮政府的引導統籌作用，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急需解決的“卡脖子”短板項目，如一些投入大、見效慢的關鍵核心零部件、元器件、基礎材料、操作系統和工業軟件，想要短時間內有所突破，需要國家進行協調部署，解決大約10%的工業基礎問題；優化政府與市場的結合，我國從2013年推進工業“強基”工程，在部分產品和技術領域取得了突破，必須保持政策連續性，形成長效政策機制，解決大約20%的工業基礎問題。

“此外，解決‘卡脖子’問題，也離不開專業技術人員。”孫文凱說，建設制造強國、網絡強國，不僅需要一大批經營管理人才、數以千萬計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也需要數以億計的技能人才。當前，我國制造業人才隊伍在總量和結構上都難以適應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高素質人才占比明顯偏低，要拓展人才發展通道，讓更多優秀的高技能人才脫穎而出。

對于企業來說，除了技術本身的攻關，政策如何保駕護航也值得關注。為優化完善支持科技創新的稅收政策，我國對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進行數次調整，并自2021年1月1日起，將制造業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由75%提高至100%。2021年11月30日，工信部印發《“十四五”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發展規劃》。規劃提出，到2025年，信息化和工業化將在更廣范圍、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實現融合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向制造業各領域加速滲透，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步伐明顯加快。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新興技術及其產業化應用推動國際生產和貿易體系加快重構，全球產業鏈呈現出數字化、綠色化、融合化的新趨勢。受中美之間大國競爭全面升級疊加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影響，基于全球價值鏈的國際分工范式和一體化生產網絡暴露出其固有的脆弱性，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部分環節受阻中斷，短鏈化和區域化的特征顯現。

“全球產業鏈重構變革時期中國產業鏈面臨著諸多新挑戰。”孫文凱向《中國報道》記者指出，一方面，“去工業化”現象導致經濟外循環地位下降。隨著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鎮化的發展，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進入一個新階段，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轉變為有限供給，同時作為中國經濟模式重要特征的外向型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持續下降。另一方面，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以中低端為主，一些關鍵技術和關鍵零部件被“卡脖子”。

另外，高科技領域領先企業面臨被美國“精準脫鉤”風險。美國將中國視為“體系性競爭者”和“制度性競爭者”，要與中國展開長期的“大國競爭”。一方面，美國加大研發投入，提升本土關鍵供應鏈的完整性與競爭力；另一方面，美國利用各種手段，大肆污蔑和強勢打壓中國新興的高科技企業。

“部分產業面臨產業轉移和貿易轉移雙重風險。由于中美貿易沖突會波及大量的第三國，有的受損，有的受益，就可能帶來產業轉移風險和貿易轉移風險。產業轉移是中國國內企業，包括外資和內資企業，可能把生產基地轉移到其他國家或地區。”孫文凱分析道。

在張永軍看來，我國產業體系比較完整，在產業鏈、供應鏈方面有一定的優勢。但經過疫情這么一段時間之后，美國等西方國家提出了制造業回流，調整他們的產業鏈、供應鏈。這樣的話，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會面臨重新調整、重新布局的問題。

面對全球產業鏈的重構機遇與挑戰，中國應如何提升中國全球產業鏈地位，從而搶占高地？

張永軍建議，在這個過程中，針對存在短板的領域，我國要加強核心技術研發，盡快提升相關產業的發展水平，實現科技的自立自強。

“國內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全球產業鏈進入重構變革時期，要求中國進一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融入經濟全球化，持續提升全球產業鏈地位。”孫文凱告訴《中國報道》記者，“一方面，要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為抓手，以技術創新驅動全球產業鏈升級。另一方面，要因勢利導，分類構建國家、區域和全球多圈層的產業鏈格局。還要搶占戰略高地，推動數字技術與全球產業鏈深度融合。此外，還要挺進深水區，全面推進現代服務業改革開放。”

“對技術創新能力和生產能力比較弱的產業，尤其是戰略性新興產業，要發揮國內市場規模大的優勢，建立以國內循環為主的產業鏈；對比較優勢明顯、基礎好的產業，‘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主動嵌入歐美等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產業鏈中。”孫文凱說，同時，要把數字技術作為搶占全球產業鏈主導權的戰略高地，加快完善數字技術創新布局、數字人才培養、數字經濟扶持政策、知識產權保護和大數據監管機制，推動數字經濟創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