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世界經濟發展歷程，遵循比較優勢的制造業轉移與承接是全球制造業生產布局的客觀規律。對于中國來說，依靠要素投入維持的經濟高速發展難以為繼，制造業跨國轉移的趨勢難以避免。過去十二年間，中國制造業外遷主要集中在紡織服裝、家具制造、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等勞動密集型和礦產資源加工品行業。通過研究中國制造業外遷與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的關系，認為市場終端需求和要素供給所導致的制造業外遷可有效提升制造業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和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產業布局和融入全球價值鏈所導致的制造業外遷可有效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控制能力和技術創新水平。基于此，在新發展格局背景下，應因勢利導，通過以主權在我的對外直接投資，科學引導制造業外遷，推動中國制造業的全球生產網絡布局優化，實現制造業外遷與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協同發展。
中國在改革開放后多年來一直大規模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實現了四十多年的經濟中、高速增長。自蔡昉指出“中國勞動力短缺并非短期現象，而是意味著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或者說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劉易斯拐點區間，中國的人口資源紅利即將結束”[1]之后，輿論界與學術界紛紛探討中國經濟是否會出現轉折，隨著中國勞動力優勢的逐漸衰減制造業是否會發生大規模外遷，從而引起對目前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是否可以持續或者應該如何轉型升級的討論。 一方面，東南亞國家和非洲國家等以更多的優惠政策和更低的成本承接中低端制造業轉移，另一方面，美國、德國等制造業強國紛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積極推進創新引領高端制造業發展，力圖鞏固其全球制造業中心地位[2]，從而發達國家高端制造“回流”與新興經濟體低端制造“流入”同時發生，中國中低端制造業受到“雙向擠壓”。2018年以來，美國發起的全球性經貿摩擦擾亂了既有的國際貿易秩序，打斷了部分中美產業鏈之間的聯系。特別是當前，中國正面臨勞動力成本上升、經貿摩擦等長短期因素疊加，出口企業面臨較大的經營壓力與較高的風險水平，國內相關機構開始對將有可能引發的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大規模向境外遷移和因產業資本輸出而導致的國內產業空心化日益擔憂[3，4，5，6]。胡國良等認為短期內低技術制造業外遷對國內GDP的影響程度最大，長期內中高技術制造業的影響將超過低技術制造業，而且中高技術制造業外遷更加不利于國內產業結構升級[7]。總體來說，伴隨國內人力與資源成本上升、環境規制日趨嚴格，部分中低端制造業和出口加工業外遷不可避免，而貿易戰爆發以來，為規避美國關稅、繼續享受人口與資源紅利、謀求多元化的供應鏈，部分跨國公司外遷有加速的趨勢。 但同時也應該看到，要素稟賦、經濟政策、國際環境、產業自身特征、市場需求、突發事件等多重因素都會影響產業布局[8]。隨著經濟進入轉型升級和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制造業外遷轉移是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會倒逼制造業相關產業鏈進行調整。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課題組、張其仔等認為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就是要使其更適應中國新發展階段的要求、國際環境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增加的要求和新一輪技術變革的要求[9]。伴隨中國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必然會有部分制造業整體或生產環節外遷到具有比較優勢的他國，向發達國家產業轉移可以有效促進中國制造業價值鏈的攀升，向轉型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的產業轉移對價值鏈的攀升作用并不明顯[10]。202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將“優化和穩定產業鏈、供應鏈”列為重點工作之一。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統籌發展與安全的應有之義，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要求[11，12]。從提升中國產業結構水平、優化產業布局、提升國土空間開發水平角度來說，由中國制造業企業投資主導的制造業外遷可以有效推動中國制造業的全球生產網絡布局和國內制造業生產環節的綠色化，對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提升具有正面效用。 目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在疫后呈現內向化發展態勢，一方面在縱向分工上趨于縮短，另一方面在橫向分工上趨于區域化集聚。同時，新一輪科技革命與貿易格局變化也將對制造業的產業組織、空間布局產生深刻影響，制造業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布局也將迎來進一步調整。全球產業鏈正在加速重構，使得產業轉移和產業鏈相互關系的研究環境背景發生變化。從現有文獻來看，研究多集中在制造業外遷的動因及其對國內產業結構影響方面，聚焦于外遷對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影響方面研究略顯不足，針對制造業外遷與提升中國整體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關系的研究尚屬空白。本文分析了制造業外遷對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的關系，并提出推進制造業外遷與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協同的可能路徑選擇。 近年來，中國境內勞動密集型企業特別是外商投資企業外遷的新聞不斷訴諸于報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外遷成為趨勢已經成為多數人的共識。由于目前統計數據與研究文獻缺少準確衡量產業外遷的直接指標，筆者通過觀察中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凈額與增速、加工貿易占出口總額比重、制造業重點行業出口交貨值與出口商品類別中勞動密集型產品占比的變化情況來揭示我國制造業外遷現象，以及各行業在外遷時間維度上的差異性表現。 （一）制造業對外投資規模日益增大而加工貿易占比下降，說明制造業已出現外遷跡象 在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方面，截至2019年，中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突破兩萬億美元，達21 988.8億美元，2.75萬家境內投資者在境外共設立企業超過4.4萬家，分布在全球188個國家和地區。2003年至今，對外直接投資年增速未曾低于10%，2009年增速最高達到67.8%，可以看出，近十多年來中國制造業在海外已經初具規模（見圖1）。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加工貿易出口占出口總額比重卻在2005年后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見圖2）。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加工貿易迅速發展，曾經接近我國出口總額的60%，而到2019年我國加工貿易出口占出口總額比重僅為34.13%。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逐年增長而本國加工貿易出口占比卻逐年下降，說明我國制造業已經出現了向海外轉移的現象。 圖1 中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與增速 圖2 我國加工貿易出口占出口總額比重 （二）勞動密集型行業出口交貨值全球占比下降，表明我國勞動力密集產業正在向海外轉移 如果說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是我國產能增量向海外拓展而非國內原有產業的轉移，那么從典型行業出口交貨值數據變化可以更直接揭示我國產業外遷現象的發生。將可得數據（2008—2019年）分為兩個時間段，即時期Ⅰ（2008—2014年）和時期Ⅱ（2015—2019年），對比兩個時間段內中國制造業各行業出口交貨值的平均水平可以發現，儀器儀表制造業，紡織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業，造紙及紙制品業行業出口交貨值均出現凈減少，其中儀器儀表制造業、紡織業減少達20%以上（見表1）。 表1 中國制造業重點行業出口交貨值情況比較表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 考察中國出口商品中最主要的三類商品——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與機電產品有交叉）和勞動密集型產品[13]，可以發現，2009—2019年，中國出口商品類別中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占比呈現出明顯下降趨勢，由2009年的21.2%下降到2019年的18.85%，下降超過兩個百分點，而機電等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占比變化在一個百分點內。從全球范圍來看，在我國產品出口占全球份額基本穩定的情況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占全球比重近年來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而機電等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則呈現穩中有升的態勢（見表2），進一步表明我國勞動力密集產業正在逐漸向海外轉移。 表2 2009年以來中國主要出口商品類別占國內與全球比重情況 數據來源：國內數據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整理，國際貿易數據源于全球貿易監測系統（GTA） 綜上所述，種種跡象表明，我國制造業外遷現象已經發生。當前，中國制造業向境外轉移規模還不大，而且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和礦產資源的初級加工品行業，符合全球制造業轉移遵循比較優勢和梯度轉移的基本規律，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主要集中在紡織服裝、家具制造、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等行業，高技術密集型行業中加工、裝配等勞動密集環節也存在轉移現象。在產業轉移承接過程中，隨著后發經濟體的不斷發展，中國此前的低成本優勢逐漸消失，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核心的傳統產業轉出成為必然。就生產函數而言，中國制造業面對要素投入的邊際收益下降，提升生產效率成為唯一選擇，而推進產業結構升級也需要將原有低端產業轉移，實現“騰籠換鳥”，優化產業布局，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中國制造業外遷是內外兩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內部看，要素成本快速上漲造成中國制造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綜合制造成本優勢逐步喪失；從外部看，則是一些低成本國家制造能力日益增強，逆全球化背景下發達國家推動“去中國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使得各國開始重視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韌性和安全性，從而導致全球制造業產業鏈、供應鏈本土化、區域化和多元化發展趨勢加速。所以，中國制造業外遷可以歸結為以下四方面的動因： （一）要素成本快速上升是導致中國部分制造業外遷的直接原因 生產要素稟賦供給結構決定了一個國家可能形成的最優的產業鏈、供應鏈結構，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產業外遷行業主要集中在國內部分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如紡織行、服裝業。隨著勞動力、能源、物流、稅費等生產成本上升，在改革開放初期選擇沿海地區設廠的制造業企業開始選擇向低成本地區轉移。以勞動力成本為例，在改革開放后的前三十年間，中國為全球制造業生產提供了具有競爭力的低生產成本，1990年，中國產業工人的平均月工資為55美元，隨著國內人口結構發生變化，勞動力成本日益提升，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數據，2018年中國制造業勞動力月平均工資增至990美元，是墨西哥的近兩倍、越南的三倍，盡管2019年越南平均工資上升到近400美元，但仍比中國低許多。服裝、鞋類、家具、玩具和紡織品等低技能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勞動力成本占其收入的近三分之二，加工制造業利潤空間越擠越薄，這些勞動密集型企業逐漸從中國外遷不可避免。 （二）積極拓展國際市場空間是導致中國制造業外遷的本質原因 市場終端需求對于一國制造業可選擇的發展方向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開拓國際市場空間，滿足終端需求，提升產品市場占有份額，提高制造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保障供應鏈安全，是中國制造業外遷的本質原因。中國制造業企業通過在海外設立經銷商、授權海外代工企業生產、直接投資或海外建立生產基地、控股生產廠商或授權生產，從而能夠更加高效發揮東道國要素成本比較優勢和占領區域市場，拓展企業輻射的全球市場空間。以中國制造業向東南亞國家轉移為例，伴隨東南亞國家新興經濟體的出現，其多元性市場、差異性的人口、社會發展水平以及處于經濟發展起飛階段的巨大市場，使得中國與當地企業雙方在供給和需求的匹配性較強，再加上東南亞與中國地理位置鄰近、文化相通等天然因素，為中國同當地制造業產業合作創造了很大空間，從而導致了部分制造業向東南亞轉移。 （三）加速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是驅動中國制造業外遷的內生動力 2008年后興起的逆全球化浪潮，對各國的產業鏈既有總量上的負面影響，又加速其內部結構調整[14]。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使世界各國進一步意識到產業鏈、供應鏈布局對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性，一些發達國家試圖對本國產業鏈、供應鏈進行就近化、多元化和屬地化的布局調整，超過83%的北美企業和約90%的歐洲企業也宣布了實現全球供應鏈多元化的計劃①。而中美貿易摩擦，使得高新技術產業領域關鍵環節“卡脖子”事件頻繁發生，中國制造業母機、集成電路、芯片、光學技術等高新技術領域企業在核心元器件采購、高端技術人員及知識產權引進、申請國際標準及專利等方面遇到嚴重阻礙，必然促使跨國企業被迫重新布局生產基地、調整供應鏈、轉移部分產能。而我國也不能繼續之前“以市場換技術”的發展思路，必然要采取更加主動的方式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通過兼并收購海外優勢企業，合作設置生產、研發基地，借助國外企業品牌、技術、渠道等優勢，優化我國全球生產網絡分工協作格局，從而保障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①數據來源: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美全球供應鏈如何“去中國化”》,2021年3月。原文鏈接:https://www.csis.org/analysis/recovery-resilience-diversifying-supply-chains-reduce-risk-global-economy。 （四）中國制造業外遷是優化國土空間開發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需求 通過中國部分制造業向海外轉移，優化產業空間布局，提升中國國土空間開發利用水平，促進中國制造業低碳、綠色發展，是實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需求。近年來，中國高度重視綠色發展，不斷提高產業環保要求，環境敏感型企業環保治理成本明顯上升，資源環境約束導致部分高耗能、高排放制造業外遷。從國土空間范圍來看，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礦產資源相對貧瘠，高耗能產業面臨著嚴重的資源環境約束，沿海岸線、長江、淮河和黃河流域布局的高排放企業，也逐漸由于環保要求標準提升而被關停。隨著中國環保要求與監管日趨嚴格，必然會使得部分企業選擇產業轉移來解決該問題，如上述分析中的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造紙及紙制品業。之前認為中國環保成本低、監管不嚴格而進入中國設置生產基地的外資企業，為規避環保成本也會又一次向發展階段較低、環保要求不高的中低收入國家加快轉移，從而繼續享受環境監管“逐底效應”帶來的紅利。 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新技術推廣應用與高速迭代正在對產業結構、生產要素、產業業態、生產方式、組織形態、運輸成本、交易成本等領域產生顛覆性變革，這必然要求提升產業鏈與供應鏈現代化水平，以與產業發展相適應。張其仔等認為，驅動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提升主要為終端需求驅動、要素供給驅動、區域產業布局驅動和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驅動四大基本動力機制，而中國的制造業外遷具有明顯的海外市場尋求、戰略要素尋求、產業布局優化尋求和融入提升價值鏈尋求的特征。所以，推動中國制造業外遷與產業鏈、供應鏈協同發展可有效提升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安全性和韌性，提高其現代化水平，從而實現我國制造業整體高質量發展[9]。 基于前人研究，本文認為，一方面，由市場終端需求和要素供給所導致的制造業外遷可有效降低企業平均成本，便于出口以及提高國內中間品效率和增加國內中間品種類，從而提升制造業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和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另一方面，制造業外遷與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協同兼具產業組織形式與空間組織形式的雙重特征，在產業組織形式上表現為區域間依據各自比較優勢進行合理的產業分工，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在空間維度上表現為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而進行的科學空間布局。因此，制造業外遷可產生一系列外部性，基于外部性引發的中間品共享、集群集聚和技術溢出的融合效應與產業組織、分工協作和空間布局的時空匹配效應疊加，可以有效提升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的控制能力和技術創新水平，從而共同推動制造業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的提升（見圖3）。 圖3 制造業外遷與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的關系 （一）市場需求驅動制造業外遷，推動產業鏈、供應鏈融合發展 新經濟地理理論認為，企業在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的綜合作用下趨向集聚于市場需求大的區域。產品市場需求是驅動制造業發展的重要動力，市場規模擴大有助于企業深化分工協作，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的同時提升企業多樣化產品生產中的規模經濟收益。市場需求驅動制造業產業轉移，將制造業生產基地選址靠近終端需求市場，在這一過程中通過市場需求刺激企業規模效益增長，就近滿足市場需求，可以有效提升產品銷售的便利性，快速進入并占領當地市場，便于產品的出口，實現供需匹配，推動產業鏈、供應鏈與本地及周邊輻射區域的融合發展。市場驅動的制造業企業外遷至他國，還可以促進制造業企業中間品供應的多樣化，進一步鞏固企業在特定行業產業鏈、供應鏈的市場地位，提升市場占有率。基于此，將制造業生產基地針對產品市場需求地進行全球范圍內的生產網絡投資布局，可以有效應對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布局調整的新動態，從而提高產業鏈現代化水平與保障供應鏈安全。 （二）要素供給驅動制造業外遷，促進產業鏈、供應鏈結構升級 要素供給導致的制造業產業轉移主要是受到資本、生產原料、人力資源、物流等方面影響，致使制造業在要素供給等方面承受運行成本增加、企業盈利下降等問題，影響產品市場競爭力，從而發生被動產業外遷。盡管基于要素供給驅動的制造業外遷是一種市場行為，但是通過科學合理的方式引導企業為了降低生產成本、保障原材料供應將部分生產環節向海外遷移，可以有效保持母國產業鏈完整性和可控制性，推動國內產業鏈、供應鏈結構優化升級，對母國的經濟結構優化也將產生促進作用。一方面，將國內比較優勢降低的制造業企業遷移到生產要素比較優勢較高的國家地區，使得制造業生產基地靠近生產要素供給地，讓企業在獲得更低生產成本要素的同時，還可以有效保障供應鏈安全；另一方面，通過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將部分高能耗高碳排放的生產環節轉移到海外，既保障了國內產業鏈的完整性和控制力，又實現了對國內產業結構的優化，有助于國內制造業的綠色化、低碳化發展，促進國內現代產業體系構建和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以及碳中和目標的實現。低端制造業的外遷還可以為國內產業鏈升級釋放更多土地空間，有效解決國內產業用地短缺問題，從而保障高技術戰略新興產業落地，進一步優化國內產業結構，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 （三）產業布局驅動制造業外遷，完善產業鏈、供應鏈集群生態 產業布局是生產力在空間上的分布與組合，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國或一區域的產業結構和規模，而產業結構的具體表現形態在于產業各部門之間的比例構成關系，使得產業布局與結構共同決定了一國或一地區的產業鏈、供應鏈的集群生態。制造業外遷本質上就是不同產業在不同國家或地區轉移承接，并重新布局。靜態上看，產業布局表現為制造業各部門、各要素、各環節在空間上的分布態勢和地域組合；動態上看，則是各種資源、生產要素和生產行為主體為探索并占據最佳區位而在空間地域上流動、轉移、重新組合配置與優化再配置的過程。所以，伴隨產業全球布局優化驅動的制造業外遷為在一定空間范圍內實現中間品共享提供了更大便捷性。中間品共享效應可以使制造業廠商為彼此提供更為多樣和質優價廉的中間品。因此，著眼全球，將制造業生產的各環節科學布局在處于同一產業鏈供應鏈上、下游企業集聚區，形成功能性產業集群，在一定空間范圍內發揮其外部性輻射效應，構建起相互協作的產業鏈、供應鏈集群生態。通過產業鏈、供應鏈各環節的相互協作，提升各生產企業的相互協作效率，增強制造業企業產品的全球競爭力。最為典型的就是目前世界各國試圖構建的智能制造生態，即利用信息與數字化技術將制造業導入工業互聯網云端平臺，結合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技術，通過平臺連接產業鏈、供應鏈的上、中、下游。 （四）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驅動制造業外遷，促進產業鏈、供應鏈協同創新 制造業外遷有助于本國產業更好地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嵌入全球價值鏈體系，這將顯著提升本國產業鏈、供應鏈與國際經濟周期的協同性。伴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逐漸完善，各國均采取積極政策措施融入全球價值鏈，意圖快速實現本國加入國際分工體系，成為全球制造業生產加工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15]。在新興技術深度交叉融合的新模式下，通過制造業產業鏈各知識創造主體和技術創新主體間的深入合作，以及供應鏈各生產要素供應商的資源配置整合，產生系統疊加效用，促進產業鏈、供應鏈協同創新，是一國實現制造業價值鏈向高端延伸的重要途徑。由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驅動的制造業外遷，一方面，可以通過突破國界參與更為廣闊的全球范圍產業分工協作，進一步強化企業參加全球分工的收益；另一方面，通過與發達國家的人員交流、信息共享以及研發政策學習與模仿，加速研發要素的吸收，實現生產技術的溢出與回流母國效應，可以快速提升企業技術創新的學習效率，降低研發成本，有助于企業提高掌握新技術的能力和效率，從而進一步促進母國制造業價值鏈的攀升。 在新發展格局背景下，應因勢利導，通過以主權在我的對外直接投資，科學引導制造業外遷，有效推動中國制造業的全球生產網絡布局優化，實現制造業外遷與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協同發展。 （一）高水平推進產能合作，拓展海外市場，實現國內外產業鏈、供應鏈聯動融合 后疫情時代和全球貿易格局驟變背景下，通過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繼續推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現高質量產能合作，拓展中國制造業海外市場，對鞏固和暢通中國企業的海外供應鏈安全、實現海外供應鏈與國內產業鏈的全面聯動、構建新“雙循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意義。借鑒《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簽訂與運行的成功經驗，推動針對在產業鏈上下游合作領域更高等級的談判，完善頂層設計，通過制度創新，進一步破除區域內影響產能合作與產品市場進入的機制障礙，主導包容性的全球化發展，實現中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鏈的聯動。要著力提高產業鏈、供應鏈國內、國際的聯動運行效率，充分利用“一帶一路”沿線海外支點的構建，聯通全球區域性大市場，以中歐班列沿線站點、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等高水平開放平臺為支點，提高全球范圍內供應鏈、產業鏈協同和資源配置的能力，推動構建更高水平、更高標準的貿易、投資便利化多邊環境，促進商品和要素資源自由高效流通，實現海外生產基地、供應鏈與國內產業鏈的融合發展。 （二）加速培育新興產業，避免國內產業“空心化”，推進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結構升級 產業升級是避免產業空心化的重要前提，基于勞動力成本、環保要求、規避關稅壁壘等因素而進行的產業向海外轉移，如果不能盡快培育起合適的新興產業彌補空白，會造成國內產業空心化。所以，一方面要充分發揮我國服務業、數字經濟和新基建優勢，吸引跨國制造業企業將研發中心、區域總部、高端產品生產線保留在中國；另一方面，要提前謀劃低端產業轉出后的接續產業，對于部分資源型地區可以依托積累的產業發展基礎，通過新技術應用引導本地企業向產業鏈上游邁進，重點瞄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術、未來網絡、深海空天開發、氫能與儲能等前沿科技，前瞻謀劃未來產業，組織實施未來產業在本地孵化、成長。要著力有序引導制造業向我國西部地區轉移，將部分制造業內移中、西部，形成我國國土空間范圍內的制造業雁行矩陣，推動形成更加合理并惠及國內和國外各方的區域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閉環，結合實施國內產業基礎再造，整體提升中國同區內各國在全球產業競爭中的地位。 （三）合理布局海外園區，支撐全球生產網絡布局，打造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全球生態體系 中國海外合作園區正作為一種新的動能推動著中國的境外市場開發、全球企業網絡及價值鏈的構建[16，17]，建設海外產業園區是更好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必然選擇，海外產業園區是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全球布局的重要載體。要加強與東道國政府的溝通，充分了解該國國內與周邊地緣政治環境，科學選址、規劃海外產業園區。圍繞該國主導產業，開展全產業鏈集群式招商，要充分依托國內完備的制造業集群優勢，從構建以我為主的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創新鏈出發，營造良好的產業生態來帶動海外產業園區的發展。形成以基礎設施為保障，以合作共建產業園區為平臺，以產能合作為目的，通過構建“基礎設施+產業園區+產能合作”三位一體的海外產業園區建設模式，打造我國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布局承載平臺。此外，還需注意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努力打造集產業發展和生產生活服務功能于一體的復合式園區，嚴格遵守當地法律與風俗習慣，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依托布局于全球的海外合作園區載體，打造中國產業鏈、供應鏈集群生態體系。 （四）繼續支持對國外制造業優勢企業兼并收購，提升產業鏈、供應鏈技術創新能力 要求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并不是主張閉門自給、萬事不求人，而是要增強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的駕馭能力，有應對風險的抗沖擊能力和多元替代的應變能力。通過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兼并收購全球制造業領域龍頭企業，促進技術溢出與創新要素回流，加速提升中國對產業鏈關鍵技術環節的掌控能力。在投資形式上，要充分借鑒韓國、日本跨國公司的海外投資經驗，支持鼓勵帶動性強的國內龍頭企業整合國內資源形成具有競爭力的跨國公司財團，增強中國對外投資的主體實力，加大力度“走出去”，重點以并購、合資、合作方式為主進入東道國，從而更有利于國內企業在全球開展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整合，積極“補鏈、擴鏈、強鏈”，在研發、生產、銷售等方面開展國際化運營，逐步形成若干總部在中國、生產布局全球、市場輻射全球、具有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的跨國公司，提升中國特色產業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中形成的競爭優勢；在投資產業選擇上，要摸清國內重點產業鏈、供應鏈“家底”，聚焦技術深度較高的戰略性產業方向，基于中國產業鏈現代化提升和供應鏈安全，有針對性地推進中國企業開展對這些國家優勢技術創新資源、行業龍頭企業、隱形冠軍企業和獨角獸企業的兼并收購與風險投資，促進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協同創新。